中国上古之时的“乐”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一定程度上涵括了诗、歌、乐、舞等艺术形式。古人认为音乐与“神”相通，能够沟通人神两界，在上古时期的巫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中，与先民政治、文化紧密相关，建构了一套至高无上的音乐观念。这种音乐观念作为一种上古先民观念的真实，在周代礼乐制度设定中有着细致的呈现，在当时的礼乐仪式活动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4月24日下午两点，重图四楼多功能厅，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耿战超带来讲座《百兽率舞——上古音乐神性与文学的关系》，耿老师谈到周代大司乐掌管历代乐舞，并将其与对天神地衹、物灵人鬼、山川望神的祭祀相分配，在仪式活动中以乐之“变”来实现对上述神灵的触动与沟通。无论是以“祖考来格”“凤凰来仪”作为通神的象征，还是以“百兽率舞”作为神人以和的标志，先民将一种观念真实落实为了具体的仪式表演。同时，由于先秦艺术的表达有着“诗乐舞一体”的原始形态，这种音乐能够沟通人神的观念和仪式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艺术、文学的表达。从《仪礼》《礼记》留下的“礼辞”文本，结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土文献，还有传世《诗经》文本的佐证，都可以使我们推想《诗经》文本作为礼乐仪式之辞的原始面貌。《诗经》这种原貌中包含了一种“乱”的音乐表达之法，这或许就是音乐通神活动中，以“百兽率舞”为神人以和标志的最终大合乐环,而屈原的楚骚作品，作为南方巫祭文化的结晶，也深受上述观念、仪式形态的影响，也反映到了诗人的文本写作与情感表达之中。《楚辞》中的《东皇太一》《东君》《远游》都有着对于通神乐舞活动的记录。《离骚》虽然不是仪式乐歌，但屈原作为精通音乐、掌管祭祀的大诗人，上述观念和认知，已经深入他的创作心态中，内化为了《离骚》文本的内在节奏与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