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斯福图书馆的缘起经过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连续四届（1933、1936、1940、1944）蝉联美国总统直至逝世的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在其任职期间，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战遍及全球之际。为消灭反动的法西斯势力，他领导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正当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即将到来之际，1945年4月12日，身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三巨头之一，曾给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同情、支持与帮助的63岁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阖然长逝。消息传出，举世哀悼。而与美国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得知噩耗后更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追悼和纪念活动：4月13日晨，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同盟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赴美军驻华总部致唁，同时令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唁；同一天，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于14、15、16日下半旗为罗斯福总统致哀三日，并令全国各机关、团体及部队于下星期一上午举行国父纪念周时为罗斯福总统默哀三分钟并宣讲罗斯福总统的生平事迹；4月14日，国民政府又通令全国各军政机关于16日举行美国罗故总统追悼会，并要求是日内全国公务人员一律禁止宴会，以志哀悼；4月16日，全国各地各级机关纷纷举行“美国故总统罗斯福追悼大会”，重庆各界的追悼大会于是日上午11时在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蒋介石、孙科、居正、于右任等党政军首脑及陪都各界2000余人与会，蒋介石亲自主祭并宣读祭文，祭文列举了罗斯福总统与中国政府及蒋介石个人的公谊私交，高度赞扬罗斯福为举世钦仰的伟人、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罗斯福逝世的痛惜－－“遍闻公讣，不独盟帮之举国痛悼，即全世界日月照临之处，亦痛失指导而神伤。宜乎我全国人民惊大星之陨落，更切凄怆。”①……

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一月的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鉴于中国人民对罗斯福的特殊感情，为纪念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为促进世界和平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他关心、支持、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感激、怀念之情，在5月18日举行的第17次会议上，会议主席团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向大会提交了“为纪念美故总统罗斯福，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议案②。在讨论中，与会代表曾有两种主张：“一是创设一所大学，一是设置似图书馆一类的文化机关。”③最后认为设置图书馆更具纪念意义，也是一种更好的纪念办法，并议决交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嗣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政府各部门均忙于还都南京及东下复员的各项准备与实施工作，从而使得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未能及时进行。

2.“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筹设

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6年7月“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段时间里，虽然有关该馆的筹设工作因国民政府的还都复员未能及时、全面进行，但仍有不少热心人士对该图书馆的建立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渴望，做着积极的筹划与准备工作，相继拟议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计划》、《谨拟罗斯福图书馆筹备纲要》、《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计划草案》等，对有关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组织、经费、馆址、图书征集范围及特点，筹备期限以及罗斯福图书馆建成后本身的宗旨、使命、任务、组织乃至建筑规模等均有建议，同时主张聘请专家及有关权威人士组成“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以负责罗馆的一切事宜；有的还主张筹委会应网罗中美朝野贤哲诸如教育部长、美国驻华大使、罗斯福总统夫人、蒋介石夫人、胡适等人，共襄盛举，以昭郑重并使该馆得以早日建成。

关于罗斯福图书馆的宗旨、任务及图书征集范围，各方建议基本一致，认为创设罗斯福图书馆的主要宗旨是：“（1）搜集有关罗斯福总统及国际关系之书刊文献，以资参考；（2）为国家收藏重要典籍，保存中国文化； （3）收罗近代科学书籍，增进国民知识，便利学术研究。”④因此，罗斯福图书馆除负有一般图书馆的一般任务外，还应负有纪念图书馆的特有任务。因此，罗斯福图书馆的图书征集，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应搜集一切关于罗故总统之记载，如有手迹墨宝，自是更佳，俾鉴者对罗故总统之丰功伟业，有一概括印象”。（2）“应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储藏一切关于美国之记载，俾增进吾人对美国之了解认识。”（3）“应尽量搜集中西道德哲学图书，以象征罗故总统之伟大”。（4）“凡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记载，此馆应尽量搜罗，以纪念此一重大之胜利。”（5）“关于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及世界和平方案之图书，应尽量搜藏，以发扬世界之正义和平”。（6）“此馆为中美文化之津梁，故除搜藏美国文献外，应尽量储藏中国重要典籍，凡国立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之应搜藏者，皆尽量搜罗，以供中西人士参考研究”。 ⑤

关于成立后的罗斯福图书馆的主要工作，建议者认为该馆不仅应重视收藏，而且更应注重服务。因此，该馆的主要工作应包括：（1）搜集整理库藏及流通各科书籍；（2）研究有关世界和平问题并出版该类刊物；（3）编制工具书如专门书目、论文索引、各科要籍解题及其读法；（4）设读者顾问，指导读书方法，介绍各科名著；（5）摄制书影供给资料；（6）成立咨询处，代读者寻找资料，答复询问；（7）办理图书及图片展览；（8）举办读书播讲；（9）利用报纸篇幅，编辑图书副刊及读书通讯；（10）举办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及学术讲演会；（11）设置巡回书展及借书代办处，服务远地读者；（12）印行编目卡片，售与全国各图书馆，以免编目分类之劳；（13）代国内外机关团体及图书馆采购书籍；（14）与国际文化机关保持联系，如供给本国出版界消息，交换书报，参加国际目录学及图书馆学团体会议，交换馆员等等。从而达到该馆“非消极地等候读者阅览，乃积极地吸引读者求知，并为解决困难予以便利”的工作方针。⑥

在所有计划、草案与纲要中，分歧最大的是罗斯福图书馆馆址的选择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各自发表着他们的意见，提出了他们的主张，有主张设于首都南京者，有主张设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者，有主张设于永为抗战纪念之陪都重庆者，还有主张设于武汉、西安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及所属各部的复员还都工作基本就绪，中外各界要求速建罗斯福图书馆的呼声日益强烈，在他们的奔走与督促下，受国民政府指令，由教育部牵头，于1946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聘请国内学界名流且素对文化事业有所建树和贡献的翁文灏、陈立夫、王世杰、朱家骅、蒋复聪、吴有训等为委员；教育部长朱家骅兼主任委员，综理筹备事宜；曾留学美国，返国后曾任多个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图书馆专家严文郁为秘书，负实际筹备事务之责任。7月6日，在南京教育部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议”，朱家骅主持会议并报告了该馆的经过、宗旨、意义及其图书搜藏的范围与特点，并特别对意见不一的馆址问题作了介绍说明，提交与会者讨论。到会的翁文颢、王世杰、吴有训、蒋复聪等相继发表各自的意见，但仍以问题重要，事关大局，“须详加考虑”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故决定保留至下次开会时再加讨论。⑦

会后不久，朱家骅就罗馆的馆址问题专门请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由蒋最终核定将该馆建立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中国抗战首都及陪都，曾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罗斯福总统生前曾拟携夫人前往访问，也曾被蒋介石一直誉为自己第二故乡的重庆。9月5日，国民政府电令教育部：“罗斯福图书馆馆址决设重庆，希由部妥速筹办为要。”⑧9月历21日，教育部将此电令转在罗馆筹委会，从而使久悬不决的馆址问题确定了下来，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也于10月初西迁重庆，假复兴路56号原中央图书馆馆址（即现在的重庆图书馆馆址）为办公地址，具体实施罗馆的各项筹设工作。

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移至重庆后，认为要顺利进行该馆的各项筹备工作，必须取得重庆地区各方人士的协助和支持，在征得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1月3日补聘重庆行辕主任张群、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暨卢作孚、朱必谦、朱叔痴、严文郁、晏阳初等11人为筹委会委员，⑨连同先前聘任的朱家骅（兼主任委员）、翁文灏、王世杰、陈立夫、蒋梦麟、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吴有训、袁国礼、蒋复聪，总计22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46年11月11日，行政院核准颁发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14条，明文规定：（1）“教育部为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特设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2）该会“由教育部聘请筹备委员9人至11人组织之”；（3）该会会址设于重庆；（4）该会的主要任务为罗馆有关章则、进行计划之拟订，罗馆图书及资料的征集，罗馆预算决算的编制及其他临时事项。除此之外，还对该筹委会的内部组织，人员配备及人员分工作了说明。⑩依此规定，该会内设主任委员、秘书各1人，总务组主任、图书组主任、图书组主任各1人，编辑、干事及助理干事若干名，在渝全部职员为35人。此外，还没有上海及南京两个办事处，分别办理图书采运及对外联络、领款诸事宜。

1947年1月31日，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召集在渝委员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充馆址，充实经费，请地方人士捐赠书籍办法及罗馆组织条例等重要问题，并一致决议1947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忌辰日为该馆的正式成立日期。会后，该筹委会于2月14日就此请示教育部，教育部复电指示：“筹备工作末完成以前，不宜即草率成立”。⑾同年12月30日，该筹委会再次呈文教育部，以该筹委会成立已近二年，图书馆本身的规模初具，并早已实施图书馆的功能，故再次恳请“早日令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正式成立，俾本会得于最短期内结束。”⑿结果仍未如愿。因此，国立罗斯福图书馆虽然自1946年11月始即已开始图书馆正常的有关图书往集、编目、研究及开放、借阅工作，其内部组织、馆舍建设也日趋合理、完善，但它一直处于“筹备”阶段，始终未能正式挂牌成立。

3.“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概况

虽然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多次恳请该馆早日成立的愿望均未实现，但在各位委员的努力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该筹委会的工作却是卓有成效的，并早于1946年11月迁渝之初即已开始图书馆的正常工作，其主要表现是：

馆址建设，在得知罗斯福图书馆馆址设在重庆的消息后，国立中央图书馆立即签呈教育部，主动将抗战时期该馆在渝馆址连同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转让给罗馆。这对因选址问题正一筹莫展的该筹委员会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此，当教育部于1946年10月初核准后，该筹委会便立即派员赴重庆与仍在原中央图书馆旧址办公的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及青年军出版社办理接收移交手续。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爽快地于11月中旬将所占房移交给该筹委会；但青年军出版社所占用的三开间房屋一幢，则迟迟不愿交出，后经多次多方协商，才于1947年3月底将所占房屋移交给该筹委会。这样，原国立中央图书馆旧址即全部成为即将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馆址。但因该馆址“年久未修，内外墙璧（壁）以及设备均残缺不全，非大加修理不足以壮观瞻而期划一。”故该筹委会自1947年2月起，即以整个图书馆2亿开办费的40%对馆址重行设计，改造修补及布置环境。至4月底基本竣工，全馆计有“三层楼之大厦一座，职员宿舍四幢，厨房、食堂各一所。大厦之底层分作礼堂、会议室、儿童阅览室、主任委员室、秘书室以及总务组办公室；二楼为普通阅览室、日报室、参考室、期刊室以及图书组办公室；三楼则为善本书库、编目室与编纂办公室；书库则分为五层，可藏书40万册。”⒀从而使该馆有了可靠的物质凭藉。

图书征集与采购：图书之多寡及其是否有特色，是衡量一个图书馆特别是综合性图书馆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众多委员，均与文化教育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此更有特别清醒的认识，在工作中也特别注意这一点，并视之为该会存在期间的主要中心工作。为达到普遍而又切合纪念图书馆特殊使命的目的，筹委会依据先前所定罗斯福图书馆收藏图书的范围与特点，制定了该馆征购图书的政策是：中文方面－－“（1）旧书不讲版本而求基本国学书之全备；（2）新书凡有参考性质与有学术价值之著述，尽量搜购；（3）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文献务使完备。”外文方面－－除收购一般重要参考书外，主要收购以下方面的图书，以突出该馆为纪念罗斯福总统而设之特色：“（1）罗斯福先生之言论、著述及其有关之文献；（2）有关中美两国文化、两国邦交之书刊；（3）国际关系资料，尤着重在讲求世界永久和平之论著。”⒁依据此方针政策，罗斯福图书馆图书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接收原中央图书馆捐赠图书。中央图书馆迁返南京后，除了将该馆抗战时期的在渝馆地全部移交给罗馆外，还将该馆重复多余的报纸946种，书籍12083册（大多为战时版本）悉数捐赠该馆。罗馆筹委会于1946年11月接收该馆馆址时，一并接收此部分资料，是为罗馆最早的一批图书资料。

二是接运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办事处移赠一部分无主图书。此项工作自1946年11月开始，先后从上海接运图书124箱，51666册；从南京区接运图书69箱，34525册；全部共计86191册，均于1947年4月运抵重庆该馆。此类无主图书，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大量的珍本、善本，总数高达605种9873册之多，不仅是当时罗馆图书的主体，而且也是罗馆图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三是向各机关团体及个人广泛征求各类图书。此项工作于1946年11月接收馆址后即着手进行，“最初以公私机关、文化团体及热心公益事业之社会人士为对象，作广泛征求；其次以县府及出版家为对象，以府志、州志、县志及期刊报纸为主，作有范围之征求；再其次以有关西南资料为主，作专题征求。博采其精，选藏完帙，藉备研讨。”⒂至1947年底，前后共发出征求函件5416封，陆续征得各类图书、公报期刊344种，6141册（内有西文图书694册，期刊22种，日文图书21册）。

四是订购。此项工作又分为新书选配、旧书购藏及期刊、报纸订购四种。凡馆内无存，内容在普通水准以上的新书，均在购藏之列（以社会科学为主）；旧书的收购以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战期间出版者为主，以搜集战时整套出版文献。至1947年底共购得图书8775册（内西文508册，战时中文版本2884册），期刊172种（内西文20种），报纸25种（内西文5种）。

五是与国内外各图书馆进行交换所得图书。该工作始于1947年11月初，至年底交换的单位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立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国内的青年中学图书馆等，前后寄出中文书籍544册，西文1册，日文12册，共换回中文书籍19册，西文约6000余册。此外，还代美国米西大学配购中文书籍，以所购寄之中文图书换回等值之西文书籍。

通过上述几种途径，该馆的图书结构日渐完善，数量越来越多，到1948年4月底，共藏有中文图书155200册（包括部分小册子），西文图书9098册；中文期刊297种，西文图书9098册；中文期刊297种 ，西文期刊130种；中文日报65种，西文日报5种。⒃其典藏量在当时全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也为今天重庆图书馆成为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图书馆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外开放与借阅：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除了搜藏典籍外，便是为读者服务，以满足社会各界对知识的渴求。曾身任多家图书馆馆长的严文郁等人，当然更加明白此道理。因此，他主持的罗馆筹委会，自1946年11月中旬接收中央图书馆馆址及书报后，即因陋就简，向读者开放。在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1月31日期间，前往该处阅览的人数达6583人，平均每日99人；借阅图书1404册，平均每日21册。后虽因修缮该馆曾于1947年2月至4月底暂停借阅工作，但在4月28日修竣完工后，即于5月1日再次对外开放阅览。

在正式对外开放后，馆内辟有普通、期刊、日报三个阅览室及参考室，每室可容200余人。期刊阅览室陈列有期刊270种，日报阅览室陈列有国内外报纸65种，普通阅览室藏有已编目且能提供借阅的图书28000余册；参考室则陈列有各类图书2130册，且全采开架形式，以便读者各取所需。此外，为服务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专门辟有研究室二间，设研究席10位；为从小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专门辟有儿童阅览室，陈列儿童读物千余种；为解决那些不能经常到馆阅读人士的困难，还制颁了馆外借阅办法，规定凡领有借书证者，均可将书籍借出阅读。

根据罗馆筹委会的统计资料，自1947年5月1日正式开馆起，至同年12月底止，到该处阅览者多达176462人（其中儿童14144人），对外借阅图书46889册；1948年到该处阅览的人数为153479人，发出借书证1626个，可供阅览的图书达34535册。

除了上述主要工作外，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还根据工作计划及该馆的实际情形，开展了图书馆日常的分类、编目、考订工作，开展了馆藏珍本、善本图书的展览工作，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抗战版图书的专藏工作，开展了为读者阅览借阅的指导、咨询及释疑工作，还进行了协助各中小学校充实图书室，试办馆际间图书互借、供给学术团体及文化机关研究参考资料、举办中等学校特约借书、在各小学设置巡回书库及在市民中举办专题学术讲演等工作，均得了较好的效益，深受各机关团体及广大读者的好评，在为重庆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其应有贡献的同时，也得到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和大力支持；而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各项功能与效用，仍具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是解放前我国仅有的五个国立图书馆之一，也是广大的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图书馆。囿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虽然国民党当局因忙于内战无力也无钱来全面经营、筹建这颇具特色且意义广大、作用深远的罗斯福图书馆，使之始终处于一种“筹备”阶段。但经过众多筹备委员的辛勤工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该馆在图书的征集、整理、借阅等诸多图书馆正常功能的发挥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且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该馆于筹设之始即确定的罗馆应广事收集“此次大战之史料与联合国机构创设之文献……以资研讨永免世界战祸，增进人类幸福之方案”的宗旨，⒄更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及组织的积极响应与广泛支持。因此之故，罗斯福图书馆自筹设伊始，即被联合国指定为联合国资料寄存馆之一，且迄今一直未曾间断过，从而使重庆图书馆成为迄今为止我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图书馆。除此之外，该馆当时即重点搜集的各类抗战版图书、报纸和期刊，则使重庆图书馆成了我国抗战版图书、报刊资料收集、保藏最多和最完整的重要基地，从而为重庆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一笔丰厚、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由罗斯福图书馆衍变而来的重庆图书馆，仍以其360余万册的藏书量和独具特色的联合国资料、抗战版图书资料、古本善本图书享誉中国图书馆界。

注释：

① 重庆《国民公报》1945年4月17日。

②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5月19日。

③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5月21日。

④ ⑥《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计划草案》（1945年），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2卷。

⑤ 《谨拟罗斯福图书馆筹备纲要》（1945年），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2卷。

⑦《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6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3卷。

⑧《教育部奉转罗斯福图书馆馆址给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的训令》（1946年9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1卷。

⑨《教育部为补聘张群等为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委员给该筹委会的指令》（1946年11月3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2卷。

⑩《教育部为转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给该罗斯福图书馆筹备会的训令》（1946年12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2卷

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为奉转罗馆不宜草率成立致罗馆筹委会公函》（1947年3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3卷。

⑿《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为拟定该馆组织条例并请令该馆早日成立呈教育部文稿》（1947年12月30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2卷。

⒀⒁《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概况》（1947年4月），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5卷。

⒂《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1948年1月23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4卷。

⒃《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近况》（1948年4月），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15全宗，5卷。

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渝委员第一次会议记录》（1947年1月31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053全宗，10目，209卷。

作者简介

唐润明（1963－ ）男，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副处长，副研究馆员，《档案史料与研究》杂志副主编。研究方向：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重庆地方史的研究。著有《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一九二五年我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前身为文华大学，后合文华、博学、博文、湘雅及湖滨五个书院而成)图书科(当年不称学系，后改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距今已四十三个年头。前二十多年是在祖国服务，后十余载则客居海外，为人作嫁。回首既往，不胜今昔之感！

在筹备罗斯福图书馆以前，我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做过组长及部主任约八年之久。以后又在北大八年(北平二年，长沙、昆明共六年)，前二年问题较少。我记得一九三五年初夏北大新图书馆建筑快要完工，学校向北平图书馆借用我去主持馆务，我第一次去见蒋校长(孟邻)，向他提出办事用人的意见，孟邻先生马上说：“北大自蔡先生(孑民)以来，选定一个单位的主管人，即予以全权，不加干涉。你可放手去作，我决不掣肘。”在北平确是如此，及至学校西迁，与清华、南开联合为西南联大，人事比较复杂，情形就不同了。所以抗战期间我遭遇困难最多，吃的苦头自然不少。

因此，我时常暗中思想，有朝一日我能独当一面，自己主持一个图书馆工作，实现我的理想，并且从头作起，不承袭别人的流弊，如不良风气与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不负此生。不料日本投降，胜利来临，罗斯福图书馆之设由议决案即将成为事实，而且筹备使命落在我的头上，岂不是多年梦想可以如愿以偿吗？

一、创设动机

抗战胜利之初，政府政策是努力复员，不许新添机构。何以有罗斯福图书馆之设？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记得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乔治亚州(Georgia)温泉突然逝世的噩耗传到中国后方，如同晴天霹雳，上下震惊，因为罗氏主持对法西斯集团作战，增加了中国胜利的信心和乐观的气氛。一世之雄的罗氏在第四次就任总统不久即与世长辞，令人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感。中国国民党于五月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通过一议决案，建议国民政府在战事结束后办一文化事业以纪念并肩作战的盟友佛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并象征战时中美合作与永久亲善。

这件议决案交到教育部后，搁置很久，未能即时办理。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政府还都，复员工作几将完成，此事就不能再施了。教育部长朱家骅(骝先)决定执行中央党部的议决案，主张办一所图书馆纪念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表一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 朱家骅 教育部部长

委 员

翁文灏 行政院副院长

王世杰 外交部部长

陈立夫 中央组织部部长

蒋梦麟 行政院秘书长

蒋    廷 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吴有训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傅斯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蒋    复 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秘书

严文郁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

二、馆址决定

罗斯福图书馆应设何处颇成问题。为对外联系及西文书籍进口方便起见，以设在通都大邑为宜。首都南京有中央图书馆，故都有北平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无重复之必要。上海虽有几个大学图书馆，然都非第一流，且不公开给市民利用。市立图书馆设在四马路菜市场楼上，内容与观瞻都给人以不良印象。所以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筹备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时有人建议将罗斯福图书馆设在上海。因为出席者不是法定人数，大家随便交换一点意见，并无决议。

上海学术界人士对罗馆的设置，颇感兴趣。七月二十六日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一樵)柬请各大专院校主持人开会，决议电呈蒋介石及朱家骅请准将罗馆设在上海，嘉惠士林，提高文化。恐怕去电力争的不只上海一处，西北籍政要也曾为此努力，西安图书馆之筹备，可能就是循西北人士的要求。

朱家骅部长在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向蒋介石请示，因为议决案是中央党部交下来的。那时蒋离京上庐山去了，故很久没有得到批示。两个月之后，教育部奉谕：“罗斯福图书馆应设陪都重庆。”问题才告解决。

罗馆何以要设重庆？据一般人的推测是：(1)罗斯福总统与中国政府来往最密切的时候，首都设在重庆，所以罗氏与重庆关系最深。(2)四川人民对抗战贡献最大，胜利一到，中央文化机关多数撤离，对不起四川民众，设馆以表酬劳。(3)原来中央图书馆在重庆盖有临时馆厦，该馆迁回南京后，房屋可以利用。这些虽是传闻，但理由相当充足。

馆址决定后，教育部将筹备委员会人数扩充到二十一人。除原聘者外，加上四川及重庆地方政府要人和名流如下：

委员

向传义 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张笃伦 重庆市市长

胡子昂 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龙文治 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张洪沅 国立重庆大学校长

晏阳初 乡村教育学院院长

卢作孚 民生公司总经理

朱叔痴 国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

朱必谦 重庆厚记公司经理(朱叔痴先生令弟，二人皆为国民党老党员)

严文郁 委员会秘书

委员们散居南京、上海、北平、成都与重庆，从未召集会议。多数人视为名誉职务亦不过问。除张笃伦、朱叔痴与蒋复帮过一些忙以外，其他委员则无暇顾及，所以委员会虚有其表。

三、筹备开馆

成立新机构，向例是关起门先筹备，等到一切就绪，宣告成立，执行任务。而罗斯福图书馆所采的步骤恰巧是相反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中旬蒋介石明令罗斯福图书馆设在重庆，十月下旬教育部编制一九四七年度罗馆筹备委员会预算呈请行政院核准。编制定为职员三十五名，工役十四人，经常费一百万，先拨开办费一笔，以资挹注。我领到开办费后，即在京沪购置图书器材，物色人员，十月二十日先遣同事二人到重庆接收中央图书馆房屋及遗存书籍。十一月中央图书馆最后一批职员撤回南京(不去者转职罗馆或辞职)，留给我们一万五千册战时土纸书刊。我本人十二月才飞抵重庆履新就职。

(1)组织－－筹备期间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秉承主任委员之命综理一切事宜。下设总务与图书两组，各设组主任一人。总务组分文书、会计及事务三股。图书组分征集、编目及阅览三股。会计系由教育部直接派定审计部认可之会计员一人，助理会计一人，其余人员由我聘用。另设图书与财政委员会，决定购书政策和经费分配。每次领到的经费不论是经常的或特别的，均由财政委员会指定用途，一则我不独断，二则财政公开。

(2)房舍－－从中央图书馆接收过来的房屋中有：①两浮支路馆厦一栋，前部三层(最上层为阁楼)，后部书库五层，只有二层安装书架。②职员宿舍二栋。③进大门右首之三民主义编纂委员会办公楼房一座(系借中馆地皮所建，决定战后由馆收回自用)。我到达重庆时该房为国防部某部眷属借住，尚未腾出，经数月交涉始肯迁让。④国府路(注：现人民路)范庄对面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房屋一所(系借重庆银行地皮所建，战后归地主收回)，我们住入不久，重庆银行即派人接收。虽请朱叔痴奔走商购，亦不同意，终将其交出。

接收完毕，我们第一步工作为修葺房舍。各房门窗破碎不全，由上海购运质量最好的玻璃全部换掉。馆厦内外均加修理。添装书库书架三层。改造“三编会”旧屋。另加盖职员宿舍大楼，可住十余家。又造职工厨房，每家各有炉灶，不得在宿舍煮饭。单身职员另有食堂及厨房，由会雇佣厨工烧饭，煤火由公家供给。所有职工眷属，每日领热水、开水二次，冷水若干桶，按人口分配，因自来水奇昂而且时常停止供应，掘井一口，以增水源，而省开支。一切的一切以平而均为原则，故全体员工及其家庭都生活得知足满意，井井有条。

(3)书籍来源－－胜利后教育部在京沪成立一敌伪文物接收保管委员会，主其事者有徐鸿宝(森玉)等人(徐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为一目录版本学权威)。敌伪图书以南京伪政府内部政部长陈群所藏最为丰富，大部分存在南京一座大楼，名曰“泽存书库”，为中央图书馆接收，改为北城阅览室。其它分存上海与苏州等地。接收之后，由保管委员会分配给全国各图书馆。我向森玉先生要书，他将全部目录交我自行选择。他的意见是国家既然要办图书馆纪念盟邦元首，又无款购书，这批书当然应该多多分配给罗馆。承他热心支持，我挑出的书约十万册。内中明版二三百部，清初我们择其要者购入万余册，是以连同中央图书馆遗存的内地版，一共有十二万多册。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飞京向朱家骅报告筹备经过，请求准予在四月正式成立，开放阅览。朱面谕成立须由立法院通过，非短期所能实现，不如先行开放，同时办理成立手续。我四月回到重庆，月底举行善本图书展览会，招待记者，向国内国外发表新闻。五月一日正式开放，同时办理馆外借阅。

四、出国宣传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我刚要赴京前，忽然收到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通知，谓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美国图协A.L.A.)邀请我去美考察图书馆九个月，问我愿否接受，乍听之下，不明其中究竟，亦不便追询根由。据我揣想恐系在昆明时曾向洛氏基金董事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驻沪办事处接洽过深造奖学金，该会接到我的申请书，不久即寄来体格检查表，嘱我请知名医生检查身体，并须将肺部X光照片一并寄去，以便审查。朋友们都说此事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不料收到上海复函，令我大失所望。原来我在申请书所列备询人(reference)之一向该会表示阻止我出国的意见。理由是我在后方最高学府负有重要任务，如果离开，影响学术事业至钜，最好在战后，再行颁予奖学金云云。因此功亏一篑，不久我也就将此事置之脑后。胜利来到，我因有筹办罗斯福图书馆的机会，也未向洛氏基金董事会重申前请。

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美国图协组织一个远东及东南太平洋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Orient and Southeast Pacific)专与这些区域的国家联络，主席为Lowa State College的图书馆长查理．布朗博士( Charles H．Brown)。他从各基金董事会查得各国图书馆界学人名字，审查资历邀请来美访问。选及了我，受宠若惊。

我向文化专员说明不能接受此项荣誉的理由，请美国另选贤能。这位专员听见我所要筹备的图书馆是纪念故总统罗斯福先生，特感兴趣，问我何时可以筹备竣事，出国一行。我估计少则十月，多则一年。美国大使馆愿去电与布朗博士洽商缓期成行。结果美国图协也同意我的办法，十二月正式来函邀请，希望我来年七月出席他们在旧金山举行的年会。

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由重庆飞南京，二十日从上海乘Marine Lynx号出发，六月六日抵旧金山。十五年前我学成归国，战后旧地重游，兴致勃勃，心情愉快！在年会开幕前布朗博士代我安排好一个考察节目，我花了三个星期，看遍了西岸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俄勒(Oregon)及华盛顿(Washington)三州的大学及公立大图书馆。

七月四日年会结束，我至中西部去参观州立大学图书馆，计有芝加哥(Chicago,正值董彦老(作宾)在那里讲学，他写了一条甲骨文短幅送我留念)、伊利诺(Illinois)、密西根(Michigan)及明尼苏达(Minnesota)等著名学府。七月二十五日我到华府，在国会图书馆及政府部置附设各图书馆仔细观察，连马利兰(Maryland)州一带都去考察一番。

八月十六日我到了纽约，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及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费的时间最多。见十数年前我曾管理过的哥大中文图书馆突飞猛进，大为改观。

九月八日我专程去海德公园(Hyde Pard)罗斯福总统故居，先在墓前代表朱家骅部长献花，后参观该处的罗斯福图书馆(罗氏文件及纪念品均存此馆，兼博物馆性质)。最后到罗氏故宅(已捐给国家由内政部管理)谒罗斯福夫人，面致重庆市参议会及张市长函件，表示对罗斯福总统之崇敬与对罗馆之重视和赞助，以期达到我政府建馆之意义。罗斯福夫人欣然接受，并托我向中国当局转致谢忱。

以后我到新英格兰(New England)各州参观所有历史悠久之大学和公立图书馆。当然所有“长春藤学府(Lvy League)”没有一个遗掉的。最后我在纽约州跑了一遍，东起纽约市西迄布法罗(Buffalo)，再南下伊萨卡(Ithaca)康乃尔大学(我在一九三一年夏曾为该校Wason Collection编过目录)。

在美期间除考察外，同时宣传罗馆宗旨与需要。我离开上海前印好一小册子，带了一千八百份，在美国赠送各机关，或于参观时面交当局。每到一馆即商洽交换赠送复本等问题。有的由我挑选自付运费，有的连邮寄费用也不索取。估计这次募得西文书在五万册左右。

十一月蒋复(慰堂)兄促我提前回国，进行罗馆正式成立问题。我向美国图协提及此意，他们顿予谅解。美国国务院为我购妥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旧金山作处女航的S．S．President Cleveland号的舱位。我在登轮之前又去华府一次，与各方面作最后之周旋与联系。

克利夫兰总统号由旧金山经夏威夷、马尼拉、香港抵上海。回到国门已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矣。往返整整八个月。这次旅行由美国政府招待旅费，美国图协致送每日十元的生活费(内地旅行川资在内)。我国政府未付分文，我海陆奔走，固然劳瘁，经济也十分紧凑，但能达成任务，收获丰满，颇感陶陶自得。

五、成立搁浅

我提前回国原是为了成立问题。行装甫卸，即去京晋谒朱家骅部长报告出国经过，请求办理成立。朱下手令：“罗斯福图书馆着即成立，筹备委员会撤销。”条子送参事室酌夺，有人颇持异议，故搁置起来。二月五日我返回重庆，销假办公。五月十五日我乘便轮由重庆东下，因政府行宪，行政院即将改组，罗馆命运如何，有去京探听之必要。幸好新阁成立，朱家骅蝉部联部长，罗馆成立之事有部长兼主任委员的朱氏监督进行。五月二十五日据行政院第八科告我，组织条例由院务会议通过，编制定为五十人：馆长一人(简任)，秘书一人，组主任六人，编纂四人至六人，编辑六人至八人，干事十一人至十三人，会计二人，人事一人，雇员十一至十二人。编辑以上皆为聘任，干事为委任。条文已呈总统府。

五月二十六日我去总统府谒许局长(静芝)，他派一江科长出见。据江说组织条例须由行政院咨立法院，请其完成立法手续。但可否由总统府迳送立法院，尚未决定，不日可见分晓。我因不能久等。去上海办完购运书籍的事，于六月十二日返回重庆。

六月十九日我收到总统府江科长的信，谓罗馆组织条例业于六月四日退回行政院，请其迳咨立法院。六月二十三日又收到行政院第八科宁君的信，谓条例已于六月九日咨立法院矣。我们在重庆天天等候佳音，望眼欲穿，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到罗馆驻京联络员的报告，谓组织条例在立法院未获通过，已由教育部社教司派科长取回。理由是什么未予说明，教育部也无正式公事复我。这件大事就此告一段落，成立问题于焉搁浅。直到重庆解放，罗馆还是以筹备委员会名义移交的。

六、功亏一篑

一九四八年底平津解放，京沪紧张。一九四九年二月张群(岳军)就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职，想稳定后方。当时教育部在重庆的文化机关有:(1)重庆大学；(2)中央工业专门学校；(3)重庆女子师范学院；(4)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经费不能按时汇发，物价早晚霄壤，天文数字地往上涨。事业费只够订购几份期刊报纸。员工生活堪虑，靠透支和借款过日子，实所谓焦头烂额。

四月一日(愚人节)我收到联合国总部图书馆馆长Dr.Carl H.Milam由纽约发来聘电，请我去该馆帮忙一年(Milam先生原为美国图协执行秘书，我们一九三一年起就结识做朋友)。我将电文给妻看，她还以为我在和她开玩笑。恰巧朱家骅(已辞部长)过渝，我请他到会视察训话。他对我们的努力颇加赞赏。事后我将出国计划禀呈，他在先面有难色，后鉴于我能为中国人占一席位，乃默然同意，嘱我向在广州的杭立武部长请示。四月二十五日我到了广州，向教育部请假一年，蒙杭批准六个月，秘书职务由图书组主任杨作平兄代理。因系会中原人兼代，又系请假性质，故无须回重庆办理移交。我一家人在广州办妥手续，去香港等候飞机。六月十一日由九龙启德机场起飞，十五日抵达纽约。谁也想不到这次出国一来就是十九载不得归去！

在我请假期间，重要的事作平兄仍商之于我。到我请假期满不能返国时，政府已由广州迁至重庆。教育部借会中一部分房屋办公及作宿舍，谋我的缺的人不少。幸杭立武部长及吴士选、翟毅夫两位次长贤明，仍请杨作平主任继续代表，未委新人。会中同仁多半是我在社会教育学院教过的学生或系文华图专的校友，故能在杨主任领导之下始终其事。全班人马将此机构维持到十一月重庆解放为止。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寿命不到三年，在这短暂的时间，得到下列成果：

(1)藏书逾十四万册(一九四八年我去成都收购大批书籍)。

(2)筹备四个月即行开放，办理图书馆正常工作，在地方及国际间都为人称誉。

(3)办理学术演讲，每月一次，主讲者皆为学术界一时之选。

(4)在《和平日报》编刊“图书副刊”，每二周一次。

(5)设巡迴文库，供给重庆五十几所中学校学生课外读物。

原拟在郊区沙坪坝大学区及下城市中心区各设分馆一所，因经费与时局关系，未能实现。

回忆当年志同道合的一批人，能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将一个新兴事业办得有声有色，众口皆碑。用将筹备经过据个人日记志其概略，以供将来写中国图书馆史者的参考。若蒙经办此事有关人士，予以补充或纠正，不胜企感。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于俄亥俄州立大学

作者：原罗斯福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严文郁